《资治通鉴》中，对武则天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并没有采用武则天的年号。

《资治通鉴》中，对武则天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并没有采用武则天的年号。

《资治通鉴》在记载武则天时期历史时，确实以唐朝皇帝年号为叙事主线，但其对武则天年号的处理呈现出复杂的双重性。这种编纂方式既体现了司马光的正统史观，也客观记录了武周政权的存在。

在武则天称帝建立武周（690-705年）期间，《资治通鉴》正文仍以唐睿宗、唐中宗的“嗣圣”“神龙”等年号纪年，但在具体事件描述中明确标注了武周年号的使用。例如记载武则天称帝时，司马光写道：“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请。壬午，御则天楼，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这里的“改元”即指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并启用“天授”年号。对于武则天频繁改元的行为，《资治通鉴》也详细记录了“长寿”“万岁通天”“长安”等17个年号的更替过程，尤其对其中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年号变迁多有注释。

这种处理方式源于北宋史学家的“正闰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坚持以中原王朝为正统，将武则天的武周政权视为唐朝的特殊阶段而非独立王朝。如唐中宗复辟后“复国号曰唐”，《资治通鉴》随即恢复使用唐朝纪年，并特别注明“天授元年，武后更国号曰周，今复旧”。但与《新唐书》《旧唐书》刻意淡化武周年号不同，司马光在胡三省注中保留了大量武周年号与唐年号的对照关系，客观呈现了当时“唐周并记”的历史实际。

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本人的年号实践也为这种编纂提供了特殊条件。她在位20年间更换17个年号，平均每1.17年就改元一次，部分年号如“如意”“大足”仅使用数月。这种频繁更替使得单个年号缺乏时间标识意义，反而凸显了唐朝年号的连续性优势。正如胡三省在注文中所揭示：“载初元年一月（永昌元年十一月），武则天下诏改用周历”，这种将武周年号嵌套于唐纪年体系的做法，既满足了正统史观的要求，又保留了历史细节的真实性。

这种编纂策略对后世影响深远。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资治通鉴》“其书以编年为主，而兼采他体之长”，正是通过这种“明线唐年号、暗线武周年号”的双重叙事，司马光既维护了“天命转移”的儒家历史观，又为后世保留了武周政权的完整记录。当我们今天翻阅“神龙政变”的记载时，既能看到“复国号曰唐”的正统宣告，也能从“太后之迁上阳宫也”的描述中，感受到那个特殊时代的政治张力。这种历史书写的智慧，或许正是《资治通鉴》超越普通史书的关键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