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阿萍怎么判

好的，作为一名法律人，我将从客观、专业的法律角度，对“吴阿萍事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及可能的判决进行分析。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吴阿萍案”已经由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了一审判决。因此，我们的分析将基于该案已公开的事实、所触犯的法律条文以及中国现行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

一、 案件核心事实与定性

根据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核心行为是：在南京玄奘寺内，于明知故犯的情况下，为包括多名侵华日军战犯在内的牌位提供供奉，时间长达数年。

从法律角度看，这一行为主要触及了两个层面的法律责任：

行政违法层面： 违反了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关于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和接受捐赠的相关规定。寺庙方面因未尽到审核责任而受到了行政处罚（撤换负责人、整顿等）。

刑事犯罪层面： 行为人的个人行为构成了刑事犯罪。这也是判决的主要依据。

二、 涉及的主要罪名及构成要件分析

法院最终认定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罪。

为什么是此罪而非其他？我们来分析其构成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本案的法律分析如下：

客体（侵害的法益）： 该罪侵害的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在本案中，行为发生在南京玄奘寺这一公共场所，其行为（供奉战犯牌位）严重伤害了民族感情，践踏了国家尊严，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公愤，对公共秩序和社会善良风俗造成了实质性的、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不是物理上的秩序混乱，而是精神层面和社会评价体系上的秩序混乱。

客观方面（行为与结果）： 行为人实施了“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的行为。这里的“起哄闹事”应作广义理解，不仅包括暴力、吵闹等物理行为，也包括通过象征性、挑衅性行为制造事端、引发公共关注和社会对立。在南京这座曾遭受侵华日军残酷暴行的城市，公开供奉战犯牌位，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挑衅意味，完全符合“起哄闹事”的本质特征。该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符合“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结果要件。

主观方面（罪过形式）： 行为人必须是故意。根据通报，行为人“明知”供奉对象是侵华日军战犯。这表明其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伤害民族感情、破坏社会秩序，并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这排除了过失的可能性。

主体（责任人）： 行为人吴阿萍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为什么不以“侮辱罪”或“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起诉？

侮辱罪通常针对特定的自然人，保护的是个人的人格尊严，而本案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民族情感和社会公共秩序。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保护的对象是明确的“英雄烈士”。虽然侵华日军战犯是反面角色，但其行为直接伤害的是当代中国人民的集体情感，而非特定烈士的个人名誉。因此，适用寻衅滋事罪这一“兜底性”的扰乱公共秩序罪名，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更为准确。

三、 量刑考量因素

法院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这一量刑是在法定刑（五年以下）范围内，并综合考虑了以下情节：

从重处罚情节：

情节恶劣，社会影响极大： 这是最主要的从重因素。行为地点（南京）、对象（战犯）、持续时间（数年）均表明其情节特别严重，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声讨，对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造成了严重损害。

主观恶意明显： “明知故犯”体现了其主观恶性。

 

从轻或酌情处罚情节：

认罪悔罪态度： 根据通报，行为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了悔意。这符合《刑法》关于“坦白”可以从轻处罚的规定。

无前科劣迹： 如果行为人系初犯、偶犯，法院在量刑时也会酌情考虑。

 

综合以上因素，二年有期徒刑的判决，是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平衡了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与行为人认罪悔罪态度后的结果。

四、 法律人客观结论

以法律人身份客观评价：

定罪准确： 在现行中国刑法体系下，以“寻衅滋事罪”对吴阿萍的行为进行追责，于法有据。该罪名所保护的社会公共秩序法益，在此案中受到了切实的侵害。

量刑适当： 二年有期徒刑的判决，既充分考虑了行为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也依法考量了行为人坦白等从宽情节，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程序正义： 案件经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法院公开审理判决，符合刑事诉讼的法定程序。

总结：
吴阿萍因在南京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其行为被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为触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此判决是基于其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伤害民族感情的事实，并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法律程序作出的。

（注：以上分析完全基于已公开的司法文书和法律规定，不涉及对行为人个人背景或动机的额外揣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