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监狱逃出来构成什么罪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法律问题。从法律人的角度，我将对此进行客观、分层次的分析。

核心结论

从监狱逃出这一行为本身，在中国法律体系下，独立构成脱逃罪。这是一个独立的罪名，不与犯人之前所犯的罪行相混淆或吸收。

如果脱逃行为过程中还涉及其他行为（如暴力、抢夺枪支、毁坏财物、劫持人质等），则会另行构成其他罪名，与脱逃罪数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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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分析

1. 核心罪名：脱逃罪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六条第一款【脱逃罪】

“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脱逃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构成要件分析：

犯罪主体：特殊主体，即“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这意味着，只要是经过合法程序被关押在监狱、看守所等羁押场所的人，都符合本罪的主体要求。即使当事人声称自己是被冤枉的，其脱逃行为依然构成本罪。对于冤情的救济，应通过上诉、申诉等合法程序，而非脱逃。

犯罪客体：本罪侵犯的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监管秩序。监狱等场所是国家司法权力的象征，脱逃行为直接挑战和破坏了这一秩序。

主观方面：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是被依法关押，却故意实施脱逃行为，以非法摆脱司法机关的控制和监管。

客观方面：实施了从关押场所脱逃的行为。无论是趁看守不备悄悄溜走，还是挖地道、伪造证件，亦或是在押解途中跳车逃跑，都属于“脱逃”行为。

 

2. 可能涉及的其他关联犯罪（数罪并罚）

在实施脱逃的过程中，行为人常常会采取其他非法手段，这些手段会独立构成新的犯罪：

如果实施了暴力行为：

打伤、杀害监管人员或警卫：根据暴力的程度和后果，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

抢夺警械、枪支：可能构成抢夺枪支罪、抢劫罪等。

聚众持械劫狱或有组织脱逃：组织者、积极参加者可能构成组织越狱罪或暴动越狱罪（《刑法》第三百一十七条），这些罪名的刑罚远重于普通的脱逃罪，最高可判处死刑。

 

如果实施了其他犯罪行为：

毁坏监管设施：可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脱逃后盗窃衣物、车辆：构成盗窃罪。

脱逃后劫持人质、车辆：构成绑架罪或劫持汽车罪。

脱逃后使用伪造的证件：可能构成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

 

处罚原则：对于上述情况，人民法院会对脱逃罪和其在脱逃过程中新犯的罪行分别定罪量刑，然后依照《刑法》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决定最终执行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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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法律问题的探讨

您提到了“伦理法律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视角。从法律人的客观立场，需要厘清法律评价与伦理评价的边界：

法律的形式理性与程序的正义：
现代法治的核心原则之一是“程序正义”。即使一个在押人员坚信自己无罪（即存在伦理上的“冤屈”），法律也要求其通过法定的上诉、申诉、申请再审等渠道来寻求救济。脱逃行为本身，被视为对整套司法程序和监管秩序的破坏，因此被独立地规定为犯罪。 法律在此处的立场是：任何人都不能通过违法的方式来实现自己认为的“正义”，否则社会秩序将陷入混乱。

“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的古老辩论：
这是一个法理学上的经典议题。

实证主义法学会认为，只要是国家立法机关依照程序制定的法律，就应当被遵守。因此，脱逃行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在现行法下就是犯罪。

自然法学则会思考，如果监管本身是建立在极度不公正的“恶法”之上（例如，因政治迫害被关押），那么脱逃行为在伦理上是否具有正当性？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这可能会引发关于公民是否有“反抗不公正法律”的自然权利的讨论。

 

法律人的职业伦理：
作为法律人，我们的职业伦理要求我们在分析具体案件时，首先且必须忠于现行有效的法律。这意味着，无论个人对当事人的处境抱有多大的同情，在提供法律分析时，都必须明确指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即构成脱逃罪。我们可以为其辩护，主张其原有案件可能存在冤情，但这并不能成为脱逃行为合法的理由，只能在量刑时作为酌情考量的情节。

总结

从纯粹的法律角度出发：

行为定性：从监狱逃出，独立构成脱逃罪。

法律后果：将被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加重情节：如果在脱逃过程中伴有暴力、破坏、抢夺等其他犯罪行为，将对这些新罪另行追究，与脱逃罪数罪并罚，刑期会大幅增加。

伦理与法律的界限：法律评价侧重于行为对司法秩序的破坏，而无论其背后的动机如何。对司法不公的救济，必须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以非法对抗非法，在法律上不被认可。

因此，任何被依法关押者，最理性也是最合法的选择，是留在法律体系内寻求救济，而非通过脱逃将自己置于更不利的法律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