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的行政监督又称为外部监督。

狭义的行政监督又称为外部监督。

“狭义的行政监督又称为外部监督”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狭义的行政监督特指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体系，而外部监督则是来自行政机关以外的监督力量，二者在监督主体、范围和方式上有本质区别。

根据监督主体的不同，行政监督可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大体系。狭义的行政监督即内部监督，其主体是行政机关自身，包括上级对下级的层级监督（如国务院对各部委的监督）、平行部门的职能监督，以及专设机构的专门监督（如审计署的审计监督、行政监察部门的监察活动）。这种监督具有直接性和专业性，例如审计部门对政府财政收支的合法性审查，或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行政行为的日常督查。

外部监督则是指行政机关以外的主体实施的监督，包括六大类：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国家司法机关（法院和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政协及民主党派的监督、社会群众监督（如公民举报、信访）和社会舆论监督（如新闻媒体曝光）。这些监督主体独立于行政系统，通过立法审查、司法审查、民主协商、舆论曝光等方式形成制约，例如人大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审议、检察院对行政违法行为的抗诉，或媒体对权力滥用事件的调查报道。

两者的核心差异在于监督主体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内部监督是“自己监督自己”，侧重行政行为的合规性和效率；外部监督是“他人监督自己”，更强调权力制约和合法性审查。例如，审计部门对政府预算的监督属于内部专门监督，而法院通过行政诉讼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则属于外部司法监督。

需要注意的是，2018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原行政监察部门并入国家监察委员会，后者作为独立的国家监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已属于外部权力监督范畴，不再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监督。这一变化进一步厘清了内外监督的边界，强化了外部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综上，狭义行政监督的本质是行政系统的内部自我约束机制，而外部监督则是多元主体对行政权力的外部制约体系。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的行政监督网络，但不可混淆其主体属性与制度功能。那么，在实践中，你认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哪种更能有效防止权力滥用？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