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这一表述仅符合我国1954年宪法的规定，现行宪法和法律已对此作出重要调整。根据2023年修正的《立法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形成了“一元两级多层次”的立法体制。

我国立法体制的演变反映了国家治理需求的深化。1954年宪法确立的高度集中立法模式因全国人大一年仅召开一次会议的局限，很快难以适应立法需求。1955年，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首次授权常委会制定“单行法规”，突破了“唯一机关”的限制。1982年宪法最终明确常委会的立法权，规定全国人大负责制定刑事、民事等基本法律，常委会则制定除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并可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基本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抵触基本原则）。

现行体制中，国家立法权的行使呈现分工协作特征：全国人大专属制定和修改“犯罪与刑罚”“公民政治权利剥夺”“税收基本制度”等11类事项的法律；常委会则承担大量日常立法工作，如2023年立法法修改中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扩大地方立法权限等内容，均由常委会主导推进。这种分工既保证了国家立法的权威性，又提升了立法效率，适应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行政立法权存在明确界限。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等虽具有法律效力，但不得同宪法和国家法律相抵触，且仅涉及地方事务或行政管理领域。例如，设区的市可制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但需报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这体现了“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的原则。

从“唯一机关”到“共同行使”的转变，本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的体现。这种调整既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又通过常委会的常设性质确保立法工作的连续性，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障。当我们谈论国家立法权时，既要看到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核心地位，也需认识到常委会作为常设机关在立法实践中的关键作用——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体制的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