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宝璜

徐宝璜

徐宝璜（1894—1930），字伯轩，江西九江人，是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奠基人，被誉为“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这位仅活了37岁的学者，以“三个第一”奠定了中国新闻学术的基石：1917年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大学史上第一门新闻学课程，1918年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于1919年出版中国第一部新闻学专著《新闻学》。他的学术遗产如同一颗种子，在百年后的今天仍深刻影响着中国新闻教育的走向。

一、拓荒者的学术征程

徐宝璜的学术起点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1912年北大毕业后，他官费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在攻读经济学期间接触新闻学，目睹西方报纸对社会的深刻影响。这种跨学科视野成为他日后学术创新的关键——1916年回国后，他拒绝照搬西方理论，而是立足中国现实，在北大文科开设新闻选修课，首次将新闻从“术”提升为“学”。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蔡元培任会长，徐宝璜任副会长并实际主持工作，每周进行两至三小时的系统授课。这个存在仅两年的团体，培养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批青年才俊，后者曾回忆在研究会“遇到了邵飘萍”，这段经历直接影响了《湘江评论》的创办。

二、《新闻学》：中国新闻学术的奠基之作

1919年出版的《新闻学》被蔡元培称为“破天荒之作”，全书6万余字系统构建了新闻理论框架。徐宝璜在书中提出的新闻定义——“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至今仍具启示意义。这一定义包含四个核心要素：事实的真实性、时间的新近性、受众的关注度、影响的广泛性，其中“新闻之精彩”理论（含个人关系、人类同情、求胜竞事等六要素），与当代新闻价值理论高度契合。更具前瞻性的是，他强调“新闻与意见分离”，要求编辑将个人观点置于社论栏，这比西方客观性原则的系统提出早了近十年。

该书的现实批判精神同样振聋发聩。针对北洋政府“封闭报馆之事时有所闻”的专制环境，徐宝璜痛斥“伪造民意”的卑劣行径，指出“必人民有发表意见之自由，然后有真正之舆论”。他还敏锐发现当时新闻界“有闻必录”的弊端，批判其“在理论上绝无存在之价值”，因为“不问确实与否即登载，必致以讹传讹”。这些观点使《新闻学》在1930年代至2010年代多次再版，成为跨越世纪的学术经典。

三、教育创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融合

徐宝璜的教育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他首创“请进来，走出去”模式：邀请邵飘萍等业界名家授课（邵负责实务，徐负责史论），组织学生参观报社、组建通讯社，甚至报道北京中小学运动会。1919年创办的《新闻周刊》，更成为中国最早的新闻教学实习园地，开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传统。这种模式在平民大学新闻系得到延续——作为中国首位大学新闻系主任，他设计的四年制课程体系，将新闻史论、业务、经营管理熔于一炉，奠定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基本范式。

他对新闻伦理的重视同样具有开创性。在《新闻学》中专门列出“访员应守之金科玉律”，要求记者“遇事当求其真，发言应本乎正”，反对“颠倒是非，博官猎贿”。这些规范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其核心精神——“新闻纸为社会之公共机关，记者为社会之公人”，至今仍是新闻从业者的精神圭臬。

四、未竟的理想与永恒的遗产

1930年5月29日，徐宝璜在北大讲课时突发脑溢血，两天后溘然长逝。这位“北大最年轻教授”的短暂一生，恰似一颗流星，却照亮了中国新闻学的整片天空。他开创的“学界与业界合作”“教学相长”等传统，在当今新闻院校的实践教学中依然鲜活；他提出的“报纸六大功能”（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输灌知识、提倡道德、振兴商业），预见了媒体融合时代的多元角色。

当我们今天讨论算法时代的新闻真实性、人工智能伦理等新课题时，徐宝璜的警示仍在回响：“新闻之根基既已动摇，健全何有？”这位百年前的拓荒者用生命证明：新闻学不仅是报道技术的叠加，更是“作神圣之事业”的信仰。在信息过载的当下，重读《新闻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