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思想中融合进儒家思想，始于（）

道教思想中融合儒家思想始于东晋。这一融合进程以官方典籍编纂和教义重构为标志，将儒家伦理核心融入道教神仙体系，形成“儒道互补”的宗教形态。

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盛行时，已出现儒道互补的政治实践，如曹参以“清静无为”治国，同时遵循儒家礼制传统。但此时道家思想（如《淮南子》）对儒家的吸收仍停留在政治层面，未形成宗教化融合。东汉道教初创时（如《太平经》）虽提及“忠孝”，但主要作为道德劝诫，未系统整合儒家核心伦理。

东晋时期，道教通过典籍改造与教义革新，正式将儒家思想纳入宗教体系：

《抱朴子》的“儒道双修”论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主张“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明确提出修仙需先“积善立功”，将儒家“仁义礼智信”列为修道前提。这种“外儒内道”的修行路径，首次将儒家伦理提升为道教成仙的必要条件，标志着思想融合从政治层面向宗教教义的深化。

斋戒科仪的儒家化
东晋道教改革家（如陆修静）制定的斋戒制度，吸收儒家“慎独”“自省”观念，强调“事师如父”“君臣有序”，使道教仪式既保留道家“清静”内核，又符合儒家社会伦理规范。这种“宗教仪式伦理化”的改造，成为后世道教重要特征。

东晋道教主动融合儒家，本质是为解决“出世修仙”与“入世伦理”的矛盾：一方面，儒家“三纲五常”为道教提供社会秩序合法性；另一方面，道教通过“天道承负”理论（类似儒家“因果报应”）强化伦理约束，吸引士大夫阶层认同。

这一融合影响深远：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真灵位业图》将孔子列为“第三阶左位”神仙，唐代《太平广记》更记载“文昌帝君”（儒家文神）与道教星君信仰结合，最终形成“以道修仙、以儒治世”的中国宗教传统。

从思想史脉络看，东晋道教对儒家的融合，不同于汉初黄老之学的政治实用主义，也区别于宋明理学“援道入儒”的理论重构，而是道教作为本土宗教主动适应中华文化的关键转折——正如《抱朴子》所言“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儒家伦理自此成为道教教义不可或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