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

“两个务必”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面对解放战争即将全面胜利、党即将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历史转折，高瞻远瞩地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论断并非凭空而来，其背后深植着对历史周期律的深刻思考：1945年延安窑洞谈话中，黄炎培曾忧虑中国历史上“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毛泽东当时以“民主新路”回应，而“两个务必”正是跳出这一周期律的实践方略，是对“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的清醒认知。

“两个务必”的提出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当时党内可能滋生的“四种情绪”——骄傲情绪、功臣情绪、停顿情绪和享乐情绪，以及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潜在威胁，都要求党以自我革命精神筑牢执政根基。为此，全会还根据毛泽东提议作出六条规定，包括“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等具体戒律，形成进京“赶考”前的“政治规矩”。这种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使“两个务必”超越了单纯的作风要求，成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发展，也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内涵。

此后七十余年，“两个务必”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坐标。1991年江泽民专程到西柏坡强调“牢记‘两个务必’”，2002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大后带领中央书记处成员冒雪重访西柏坡，告诫全党“艰苦奋斗既是工作作风、思想作风，更是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