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公共服务”理论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学者登哈特夫妇提出的公共行政理论,旨在反思新公共管理(NPM)过度市场化和效率导向的弊端。它以民主公民权、社区治理和组织人本主义为理论基础,核心主张政府应从“掌舵者”转变为“服务者”,通过公民参与和协作治理实现公共利益。这一理论不仅重塑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更将公平、民主和公共价值重新置于公共行政的核心地位。
新公共管理理论(NPM)在20世纪80年代以“企业家政府”为核心理念,主张引入市场竞争、强调效率和顾客导向,有效缓解了政府财政危机。然而,其将公民简化为“顾客”、过度追求效率的倾向,导致公平正义、民主参与等价值被边缘化。例如,福克斯等学者批评NPM可能损害“公平、正义、代表制和参与等民主和宪政价值”,而格林和哈伯尔则指出,企业家政府模式偏离了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传统。
新公共服务理论正是对这些缺陷的回应。它吸收了民主公民权理论中“公民不仅是投票者,更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的观点,借鉴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社区协作和信任建设的重要性,并融合组织人本主义思想,主张通过对话和合作而非控制来管理公共组织。
登哈特夫妇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中提出七大原则,构成理论核心:
服务而非掌舵
政府应放弃对公共事务的垄断性控制,转而通过协调、调解和赋能,帮助公民实现共同利益。例如,政府不应直接决定“做什么”,而应搭建平台,让公共部门、私营组织和非营利机构协作解决问题。
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
公共利益并非个体利益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公民对话形成的共享价值。政府的职责是促进这种对话,而非追求单一的效率目标。例如,通过社区论坛凝聚共识,制定符合整体利益的政策。
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
政策制定需兼顾长远愿景与公民参与。政府应通过教育和赋权,培养公民的责任感,而非单方面推行决策。
服务于公民而非顾客
公民与政府的关系超越市场交易,涉及权利、责任和公共精神。例如,政府不仅要回应直接诉求(如办理证件),还需考虑政策对未参与群体(如未来 generations)的影响。
责任并非单一
公务员需对法律、社会价值观、职业伦理和公民利益等多重维度负责,而非仅对市场或上级负责。例如,在政策执行中,需平衡效率与弱势群体的权益。
重视人而非生产率
公共组织应尊重雇员和公民的尊严与价值,通过激励和赋权激发其主动性。例如,给予基层公务员决策自主权,而非仅通过绩效指标控制行为。
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
公务员的核心角色是“公共资源的管家、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而非追求利润的企业家。例如,在公共项目中优先考虑社会公平,而非成本最小化<cite data-id='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