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规定，问责对象是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重点是党委(党组)、党的工作机关及其领导成员，纪委、纪委派驻(派出)机构及其领导成员。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规定，问责对象是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重点是党委(党组)、党的工作机关及其领导成员，纪委、纪委派驻(派出)机构及其领导成员。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构建了“两类对象、重点聚焦”的问责体系，明确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为核心问责对象，其中党委（党组）、党的工作机关及其领导成员，以及纪委、纪委派驻（派出）机构及其领导成员被列为重点问责对象。这一制度设计既体现“全面覆盖”又突出“关键少数”，通过权责对等原则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党组织作为第一类问责对象，涵盖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如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纪律检查机关、党组及党的工作机关。将基层党组织纳入问责范围，是修订后的重要变化，解决了以往仅针对党委（党组）和工作部门的局限，使权力与责任在基层实现更精准的匹配。党的工作机关虽非党章规定的一级党组织，但作为“党实施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的政治机关”，依据《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需承担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因此同样被纳入问责范畴。

党的领导干部作为第二类问责对象，包括党组织领导成员和未担任领导班子职务但履行“一岗双责”的党员领导干部。这一界定突破了单纯以职务头衔划分的局限，核心在于“是否承担相应领导职责”——只要在党的建设或事业中负有领导责任，失职失责即可能被问责。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党章规定，“党的领导干部”包含党外干部，但党外干部的问责需适用《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监察法》等其他规定。

重点问责对象的设定直击权力核心。党委（党组）作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党的工作机关作为“执行机关”，纪委及其派驻（派出）机构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三者掌握关键权力、承担核心职责，自然成为问责聚焦点。实践中，浙江等地通过“五个弄清楚”工作法落实这一要求，避免出现“只问下级不问上级”“只问基层不问部门”的问责偏差，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

问责对象的划分始终贯穿“权责一致”原则。正如《条例》修订将问责对象从“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拓展为“党组织”，从“主要负责人”细化为“领导成员”，本质都是为了实现“权力运行到哪里，责任就跟进到哪里”。当党组织被问责时，需同时追究负有责任的领导班子成员责任，形成“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的连带追究机制。这种制度设计既防止“问责泛化”，又杜绝“责任空转”，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着“指挥棒”和“撒手锏”的双重作用。

如何在实践中精准把握“领导责任”与“直接责任”的边界？《问责条例》与《纪律处分条例》的差异提供了关键坐标：前者专注于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后者侧重直接责任追究。这提醒我们，问责不是简单的“过错惩罚”，而是通过对“全面领导责任、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的区分，实现对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制约。当基层干部因“具体干活”被问责时，更应同步审视其背后领导干部的责任链条是否完整——这正是《条例》第五条的深层用意，也是破解“问责甩锅”现象的制度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