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年间任用的贤相是房玄龄、杜如晦。

唐玄宗开元年间任用的贤相是房玄龄、杜如晦。

您的表述存在时间线混淆。房玄龄、杜如晦实为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贤相，二人以“房谋杜断”的默契配合著称，是贞观之治的核心缔造者之一。而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713-741年）的贤相团队则另有其人，其中姚崇、宋璟被后世公认为开元盛世的“黄金搭档”，与张九龄、张说共同构成了玄宗前期的治国核心。

姚崇以“救时宰相”闻名，他向玄宗提出的“十事要说”（包括停止穷兵黩武、禁止宦官干政、限制皇亲特权等）成为开元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任期间，他力排众议主导灭蝗灾，仅开元三年就指挥扑灭山东、河南等地蝗灾，挽救数百万百姓生计，展现出“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担当。宋璟则以刚正不阿著称，他整顿吏治、抑制权贵，甚至敢于拒绝玄宗为亲戚求官的要求，时人评价“姚崇善应变以成务，宋璟善守文以立纲”，二人接力执政奠定了盛世基础。

此外，张九龄作为开元中后期的宰相，以远见卓识著称。他曾多次提醒玄宗警惕安禄山的野心，并力主轻徭薄赋、发展农桑。而张说则在文化建设与军事改革上贡献突出，主持编撰《唐六典》，推动府兵制向募兵制转型。这四位宰相虽风格各异，但均以民为本、锐意改革，共同将唐朝推向“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巅峰时代。

有趣的是，这些名相的后代大多未能继承父辈品德。如姚崇之子姚彝、姚异贪赃枉法，宋璟之子宋浑、宋恕残暴贪淫，甚至导致百姓拆毁狄仁杰的生祠。这种“君子之泽，三世而斩”的现象，或许也为开元盛世后期的衰败埋下了伏笔——当贤臣凋零、奸佞（如李林甫）上位，曾经清明的政治生态便迅速恶化。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创造辉煌的力量与导致衰落的隐患，有时竟隐藏在同一时空的不同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