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用题干题】 痛定思痛说“戾气” 陈鲁民①这些天,最使人悲痛而无语的消息,莫过于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真相浮出水面:一名女乘客因自己不慎错过下车点与司机发生激烈争执,多次用手机殴打司机头部,司机还击之余来不及控制方向盘,致使车辆失控冲断护栏坠入江中,十几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 ②其实,像这样的人并不罕见。如果在搜索引擎上输入“坐过站、袭击司机”以及“抢方向盘”等关键词,搜索结果居然达40多起。就在万州公交车坠河惨剧发生仅仅一天后,北京也有一名坐过站的乘客拿着一个装满牛奶的包装箱直接砸向了正在开车的公交车司机,还要抢司机方向盘!幸好司机及时刹车,才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除了公交车,还有在飞机、高铁上闹事的…… ③痛定思痛,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痛悲剧?除了肇事者的目无法纪,漠视规则,极端自私任性,还有一条就是戾气太重。戾气的主要成分是火气、怒气、怨气、恶气,而这四种气在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带来好结果。从字形来看,“戾”就是关在房子里的一只狗,因为关太久了,一旦放出来,就会乱咬乱叫。这位女乘客,明明是自己没注意司机报站而错过下车点,却丝毫不顾公共安全,不考虑其他乘客的安危,大吵大闹,大打出手,疯狂挑衅,结果就如同网友形容的那样,“本来只多坐了一站车,却一下子坐到了人生终点站”。面对区区小事,一个戾气十足的人撒泼,胡搅蛮缠,甚至因此闹出人命,全车无辜者陪葬,其戾气惊人至此,是典型的“垃圾人”。 ④毫无疑问,戾气已成了当今社会公敌,“垃圾人”已成危害公共安全的极大隐患。 ⑤戾气的产生,虽有客观原因,譬如受到不公正待遇,受种种不良现象影响,工作环境不好,生活压力太大等,更重要的还是自身素质太差,缺乏教养,缺乏公德意识,缺乏法治观念。因而就会戾气十足,不管不顾,见谁怼谁,不计后果,并把这种恶劣情绪常态化,弥漫在一切空间,浸淫在每一个细胞,迁怒于任何觉得束缚自己的规则。其结果是毁掉自己的心情,破坏了他人的幸福,影响了自己的情绪,毒化了他人的生活,早晚必定酿成更严重的事故。 ⑥平心而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不尽如人意处总会存在,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推动进步力量克服那些消极现象,另一方面也要善于调节心情,提高修养水平和文明素质,不要堕入戾气的陷阱,不当危害社会的“垃圾人”。譬如说,遇事冷静一些,决不跟人瞎起哄,被人当枪使;与人和善一些,宽以待人,严以责己;吃亏时大度一些,看轻身外之物,不必过于计较;争执时谦让一些,少发偏激之语,不干极端之事。如果人人如此,戾气自然就无发生之源,亦无藏身之地,“垃圾人”也会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⑦戾气是人精神上的可怕病灶,“垃圾人”是和谐社会的大敌。我们如果不及时遏制戾气的蔓延滋长,不打击形形色色的“垃圾人”,正常的社会秩序就无法得知,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幸福指数就要大打折扣。拒绝戾气,不做“垃圾人”,既是保护他人,也是爱护自己,更是净化社会,端正风气,真真是善莫大焉! (选自《成都晚报》2018.11.06,有删改) 结合链接材料,谈谈你对《痛定思痛说“戾气”》第③段“面对区区小事,一个戾气十足的人撒泼,胡搅蛮缠,甚至因此闹出人命,全车无辜者陪葬,其戾气惊人至此,是典型的“垃圾人”。”这句子中的“无辜者”的看法。 材料: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现实的,一段落已完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张欢呼起来。
万州公交坠江案中的“无辜者”,是公共安全危机中最令人心痛的群体——他们因他人的戾气与规则破坏而付出生命代价,却被部分声音以“未阻止冲突”为由剥夺无辜者身份。这种苛责既忽视了个体在突发危机中的现实困境,也混淆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根本界限。
从法律与道德层面看,“无辜”的核心在于是否实施了危害行为。乘客购票乘车即与承运方形成安全契约,其基本权利是保障自身安全,而非承担制止他人犯罪的义务。正如网友反问:“若乘客曾尝试劝说却反遭攻击,难道要动手制止?若制止后被索赔或陷入法律纠纷,谁来承担后果?” 这种对“完美受害者”的道德绑架,实质是将加害者的责任转嫁到受害者身上。重庆案中,15名乘客与司机的生命权被剥夺,根源是闹事者的暴力行为与司机的情绪失控,而非其他乘客的“不作为”。
但“无辜”不意味着完全无涉公共责任。鲁迅笔下围观同胞被处决而欢呼的“看客”,与万州案中可能存在的沉默者,折射出相似的社会心理困境:当个体在公共空间中过度依赖“事不关己”的生存哲学,便可能纵容戾气蔓延成系统性风险。《法制日报》的倡议直指要害:“社会这辆大公交需要每个人守护”,面对威胁公共安全的行为,“敢于站出来”应成为文明社会的共同选择。这种责任并非要求每个人都成为英雄,而是倡导在能力范围内发出理性声音——如提醒司机专注驾驶、拨打报警电话、联合其他乘客形成制止合力,这些行动远非“圣母婊”式的道德表演,而是公民共同体意识的基本体现。
更深层的反思在于,如何避免让“无辜者”的悲剧反复上演。法律层面需对危害公共安全行为“零容忍”,正如律师呼吁对抢夺方向盘者以危害公共安全罪严惩,通过刑罚威慑构筑防线;社会层面则要培育“规则共同体”意识,既反对“键盘侠”的事后指责,也拒绝“精致利己”的冷漠旁观。当每个人都能在冲突初现时多说一句“住手”,在危险边缘多迈一步制止,或许就能将“人生终点站”拉回“下一站公交站”。
这些逝去的无辜者,应当成为社会觉醒的纪念碑——他们用生命警示我们:公共安全既是他人的责任,也是自己的战场。追问“是否无辜”,不如践行“拒绝冷漠”;哀叹悲剧,不如从此刻开始,为守护“社会这辆大公交”而主动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