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的现代化。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论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是对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现代化老路的反思超越，也是基于中国生态国情的战略抉择——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和谐共生”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

生态优先的发展逻辑：摒弃“GDP至上”思维，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发展的前提和约束。例如，长江经济带建设确立“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原则，十年间累计退出落后产能1.8亿吨，换来长江干流水质连续三年保持Ⅱ类；

系统治理的方法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如内蒙古实施“一湖两海”生态综合治理，通过节水灌溉、湿地补水等措施，使呼伦湖水位提升2.2米，水域面积恢复至2056平方公里；

代际公平的价值取向：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浙江丽水建立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2022年GEP达5875亿元，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中国以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体量推进绿色转型，实践路径具有开创性：

制度创新筑牢底线：全国人大常委会连续五年开展生态环保领域执法检查，建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第一轮督察问责1.8万人，推动解决8万多个生态环境问题；“河湖长制”覆盖全国所有江河湖泊，31个省份全部出台省级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

绿色技术驱动转型：2023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2.13亿千瓦，占总装机比重48.8%；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全球第一，比亚迪“刀片电池”实现针刺不起火，推动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提升30%。

全球治理贡献方案：提出“双碳”目标（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建成全球最大碳市场，2023年碳市场覆盖年排放量45亿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200亿美元绿色发展援助，帮助小岛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尽管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历史性转折，但“和谐共生”仍面临多重考验：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2023年全国PM2.5浓度仍有11%的城市超标；部分地区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矛盾突出，如青海三江源生态移民需兼顾保护与后续产业发展。

深层突破在于发展方式的系统性变革：

从“要素驱动”到“生态价值转化”：福建三明通过“生态银行”收储碎片化生态资源，开发碳汇交易、生态旅游等产品，2023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规模达550亿元；

从“末端治理”到“全过程防控”：江苏推行“环保管家”制度，为企业提供从项目设计到生产运营的全周期环保服务，某化工园区通过工艺优化实现COD排放量下降42%；

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浙江“千万工程”依靠农民主体力量，通过“村民说事”“乡贤参事”等机制，发动群众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20年建成2.7万个美丽庭院。

从塞罕坝林场“沙地变林海”到库布其沙漠“绿进沙退”，中国用全球20%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活近20%的人口，同时为全球贡献四分之一的新增森林面积。这印证了一个深刻道理：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

面向未来，“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仅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更是文明问题——它要求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生命共同体”意识。当城市公园成为“15分钟生活圈”标配，当长江江豚重新“微笑”，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全民共识，我们正在书写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生态良好的中国式现代化。

这种现代化，不是对自然的征服，而是对自然的敬畏；不是向地球的索取，而是与地球的共处。它回答了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根本命题：我们如何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守护好人类共同的家园？这或许是中国式现代化给予世界的最珍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