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定名为（）。

《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定名为（）。

《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定名为**《西行漫记》**。这一译名诞生于1938年2月，由上海“复社”组织的十二位译者在胡愈之主持下完成，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策略性选择。

一、译名的隐讳智慧

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中的“红星”直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在1930年代国民党当局尚未正式“解禁”中共的背景下，可能导致书籍被查禁，甚至威胁读者安全。胡愈之等译者借鉴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以“西北”代指革命根据地的先例，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从字面看仿佛是普通游记，实则以“西行”暗指斯诺前往陕北苏区的历程，“漫记”则保留了纪实文学的特质。这种“明为游记，实为红区报道”的包装，使书籍得以在上海租界出版并广泛传播，首版2000册迅速售罄，不到一年即重印4版。

二、历史语境与传播需求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外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关注度提升，但公开出版红色题材作品仍面临风险。《西行漫记》的译名既避免了“红星”的敏感指向，又利用“西行”这一中性词汇激发读者好奇——正如译者倪文宙所言，“局外人以为这是本小说或是游记书，不容易一下认出这是一本‘红色’的歌颂解放区的书”。这种“伪装”成功突破了出版封锁，使斯诺对红军长征、陕北根据地的真实记录得以在国统区和海外华人中传播，成为当时了解中共的重要窗口。

三、版本演变与原名回归

1938年的《西行漫记》是首个完整中译本，但并非直译原著。直到1979年，翻译家董乐山才依据1937年伦敦初版推出全译本，封面首次标明“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并恢复了此前版本中被删减的内容（如《那个外国智囊》一节）。不过，《西行漫记》作为“第一个中文译本”的历史地位始终未变，其珍稀版本（如1938年复社版）已成为革命文献的重要遗存，与英文初版一同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从《西行漫记》到《红星照耀中国》的名称变迁，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一部微观出版史：它记录着知识分子在白色恐怖下的智慧抗争，也见证着中国革命叙事从“地下传播”到“公开讲述”的历程。正如展览中并置的1937年英文版与1938年中译本所昭示的——真正的历史光芒，即便被“漫记”的外衣包裹，也终将穿透时代迷雾。

答案：《西行漫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