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规定，问责对象是哪些人?

新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明确，问责对象包括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两大范畴，其中重点聚焦党委（党组）、党的工作机关及其领导成员，以及纪委、纪委派驻（派出）机构及其领导成员。这一界定既涵盖了管党治党的责任主体，也突出了“关键少数”在责任链条中的核心地位。

条例将党组织列为问责对象，体现了对集体责任的强调。例如党委（党组）作为领导核心，需对职责范围内的全面工作负领导责任。而党的领导干部作为具体决策和执行者，其责任追究则细化到领导班子成员层级，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这种“党组织+领导干部”的双重问责体系，既避免了集体责任虚化，也防止了个人责任被过度放大。

实践中，准确界定对象需注意区分不同主体的责任边界。比如纪委作为监督专责机关，其领导成员可能因监督不力被问责；而党委工作机关则需对分管领域的失职失责承担领导责任。浙江省推行的“五个弄清楚”实践就强调，要厘清现任与时任、上级与下级、集体与个人的责任，避免出现“只问基层不问上级”“只问现任不问前任”等问责偏差。这种精准区分既维护了问责的严肃性，也为干部干事创业留出了容错空间。

问责对象的设定本质上是对权力与责任关系的校准。当决策失误或执行不力导致后果时，党委（党组）的“全面领导责任”、主要领导的“第一责任人职责”、分管领导的“直接领导责任”将被逐一对应。这种层层压实的责任链条，既回答了“问谁责”的问题，更传递出“权责对等”的鲜明导向——领导干部手握权力越大，承担的责任也必然越重。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对“一把手”的问责力度将进一步强化？这一问题值得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