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家赔偿法所确定的赔偿标准基本上是采用补偿性原则。

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赔偿标准并非单纯的补偿性原则，而是以抚慰性原则为基础，兼顾补偿性原则的综合体系。这种定位既体现在立法条文的具体规定中，也反映在司法实践对“实际损失”的界定逻辑里。

从财产损害赔偿来看，法律明确以“直接损失”为限。例如，违法征收财产需返还财产或按损害程度给付赔偿金，冻结存款需支付同期利息，但间接损失（如停产停业的预期利润）通常不在赔偿范围内。这种“填补实际损失但不涵盖全部损害”的模式，使财产赔偿兼具补偿性（针对直接损失）与抚慰性（排除间接损失）的双重特征。

人身损害赔偿则呈现更复杂的混合原则。侵犯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一统一标准不考虑受害人个体收入差异，可能高于或低于实际收入损失，因此难以单纯归类为补偿性或抚慰性。生命健康权损害赔偿中，医疗费、护理费等实际支出基本实现全面补偿，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设有上限（最高为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对长期丧失劳动能力者而言，这一金额往往不足以覆盖终身损失，凸显抚慰性色彩。

精神损害赔偿的定位更为明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使用“抚慰金”而非“赔偿金”的表述，强调其功能是对精神痛苦的象征性弥补而非等价补偿。只有在侵权“造成严重后果”时才支付抚慰金，且数额由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整体上体现抚慰性原则。

这种复合原则的形成，与立法初衷密切相关。修订前的法律曾明确将赔偿标准定位为“使受害者损失得到适当弥补，同时考虑国家经济承受能力”，修订后虽扩大了赔偿范围（如新增精神损害抚慰金、护理费等），但核心逻辑未变——既要避免国家财政过度负担，又要通过法律形式确认公权力侵权的责任。正如学者指出，我国国家赔偿制度“既不是对全部损害的完全补偿，也不是象征性抚慰，而是补偿性与抚慰性的综合运用”。

司法实践中，部分案例试图突破“直接损失”的严格限制。例如，在违法强拆案件中，法院将“必然可得的拆迁补偿权益”（如安置房、过渡费）纳入赔偿范围，认为这符合“恢复到未受侵害状态”的立法精神。这种对“直接损失”的扩张解释，显示出补偿性原则在特定领域的强化趋势，但尚未成为普遍规则。

综上，我国国家赔偿标准呈现“以抚慰性为底色、补偿性为补充”的特征：对可量化的直接损失（如医疗费、财产灭失）尽可能补偿，对难以量化的损害（如精神痛苦、长期收入损失）则以抚慰性金额兜底。这种模式平衡了权利救济与财政现实，但也面临争议——当20倍工资的残疾赔偿金无法覆盖终身护理需求时，法律该如何回应个体正义的诉求？这或许是未来修法需要直面的核心命题。